近几年，国内的产业地产圈内掀起了一股“摩天热”。据统计，我国近四年内至少有六座超级摩天大楼投入建设，总高度、总投资节节攀升。其中，由中信集团出资、被命名为“中国尊”的北京未来第一高楼，总高度528米，总投资高达240亿元；即将落户深圳的“平安国际金融大厦”则规划了600米高，总投资90亿元。同时，二三线城市也毫不示弱，名字与高度一样受瞩目的高777米的青岛777大厦已进入选址阶段；前一阵备受争议的长沙“远望大厦”，计划高达838米，共220层，即将雄霸世界最高楼宝座；绿地集团在武汉重金打造的“武汉绿地中心”则超越迪拜塔成为世界最贵的摩天大楼——投资造价高达300亿元。

人口密集和土地资源的稀缺是造就写字楼步步高升的首位推手，但其对于人力物力和建材物资的巨大消耗以及完工后的低入住率，却并未起到足够警示作用，

很多城市依然争先恐后投入这片热流，都将目标锁定为“豪华度超越五星级酒店”、“达标国际5A级写字楼”等如杰克的魔豆般直耸云霄的高端定位，力在打造城市地标性建筑。而与此同时，一部分人已开始反思摩天大楼所带来的环境威胁和发展隐患。

德意志银行的证券分析师安德鲁·劳伦斯检视了20世纪摩天大楼与商业周期的关系后，在1999年提出了被后人称作“劳伦斯魔咒”的观点：“全球第一高楼封顶之时，即是经济衰退之日。”的确，1974年芝加哥西尔斯大厦落成后很快迎来了美国的停滞性通货膨胀、1997年吉隆坡双子塔的完工与亚洲金融危机接踵而至、连一向富得流油的迪拜也在2010年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落成后遭遇了危机。虽然这一“百年病态关联”可能只是时间上的巧合，但摩天大楼并不一定与城市的GDP增长成正比已不容置疑。

城市并非沙盘，由一砖一瓦造就的摩天大楼也非空中楼阁。入驻的超高成本令众企业望而生畏，911事件亦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全球对摩天大楼安全性的信任度。宣传不力、运行不当——建造和运营的力度不成正比，令很多完工甚至未完工的摩天大楼未来堪忧。规划者在这其中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：我们的城市到底需要什么？而他们的目标客户群——企业，到底需要一个怎样的办公环境？

荷兰很早就认识到摩天大楼的封闭带来的城市空间割裂，阿姆斯特丹集中爆破高楼的行动也曾引发争议。西方的“摩天热”正在渐渐退烧，我国亦有一部分产业园区运营商未被余热传染。

“商务花园”是西方高端商务群体青睐的一种新型地产形式，与“摩天热”形成强烈比对。商务花园引入到中国，逐渐演变为我们现在熟悉的产业园区，旨在从城市中心向外围突围，在一大片土地上打造出聚集若干业企业的区域。在一线城市越来越拥堵的环境下，一些对城市中心依赖度不高、或对环境标准有严苛要求、或需要较高运输便利程度的企业，会选择从城市中心向外围撤出。

产业园区内一般涵盖花园绿地、厂房办公、总部独栋、配套商业及休闲娱乐设施，因而拥有的摩天大楼无法比拟的优势：花园式的办公环境、开阔楼间距、总部独栋形象，更重要的是产业园区所提供的政策扶持，上下游企业的聚集带来的企业生态链，对于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管理能力带来了巨大的推动。

不同于摩天大楼的开发建设，产业园区更加关注为企业搭建运营平台，助推企业成长。典型的如联东U谷，作为全国产业园区领军品牌，在全国16个城市规划建设24个产业园。其位于北京的两大产业园联东U谷永乐产业园和金桥产业园便是其中的代表。凭借10年产业园区成熟的运营经验，联东U对入驻企业提供手续代办、政策咨询、融资采购、法务咨询等CRM客户一站式服务平台。对于布局长远，谋求发展的企业来说，集群式产业链和优势服务平台无疑是助跑动力。

一座城市，究竟需要什么来作为城市“名片”？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下，摩天高楼被赋予太多期望，而真正能够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，必定是以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和尊重市场运行法则的方式。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，产业园区和摩天大楼作为极端反差的两种地产形式，必将经历大幅的整合与提升，走出一条破解“劳伦斯魔咒”之路。